有人在帮我的健身房跑路？警觉的张师傅认为：大半夜搬器材，必然是“跑路”！他当即报警。值班民警随后赶到，制止了健身房搬运器材的行为，又通知部分健身房会员赶到现场。

　　一位在该健身房办卡的会员对报道此事的电视台表示，健身房刚刚经历了一次转让：“我的卡上还有快两年的会费，今年3月还办了一次促销活动，我们还想着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
　　会员们仔细回溯种种“不对劲”，有人称新老板接手后不久，就通知会员健身房要闭馆装修，后来又说停水，没想到这次就是直接“跑路”了。

　　该报道引发了不少健身领域从业者的关注，有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“从这件事的手法来看，极有可能是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人或团队操办的。这些年，很多预付费模式的健身房、教培机构等倒闭的有很多，不排除有些老板就通过这种方式‘金蝉脱壳’了。”

　　周熙是济南一家健身房的私教教练，前些年在一些大城市打拼，经常参与一些业内组织的线下论坛和线上会议。

　　看到这则新闻，周熙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，“每次开会，来自的健身教练群体普遍都会拉一个微信群。后来我发现，没过多久，群里就会有混进来的人推销‘安全闭店’服务，还有人转发相关‘课程’链接。”

　　一位健身垂类头部公众号的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，此类从事“安全闭店”的人，就曾多次找过自己做推广，后被自己拒绝。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，随着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，“安全闭店”的付费课程也可以在网上搜到，便宜的只需要花29.9元便可以购买。

　　周熙表示：“对这类课程感兴趣的，肯定多是一些持续负债，不想继续经营的健身房老板，说难听一点就是‘想跑路’。”

　　“据我所知，买课后，所谓‘课程讲师’会通过上课或线上对话的形式，介绍当下健身房的各种困难，简单说就是‘形势不好，劝你赶紧跑’。讲师会采用一些数据、图表以及媒体报道增加说服力。”

　　“随后，讲师会持续‘诈唬’这些想‘离场’的健身房老板，称负债经营倒闭关门会被罚款，戴上老赖的‘帽子’，甚至坐牢。再之后，便是进一步吸引这些老板购买‘安全闭店’服务。”

　　周熙表示：“如果说，做‘安全闭店’的人收了钱真的办事，也说得过去，但业内盛传B-Sports，做‘安全闭店’的人中也有骗子，骗健身房老板一笔钱，但最终没办事，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只是这种情况下，想跑路的老板也只能是自己‘吃哑巴亏’，因为他一旦动了这个念头，并且实际操作，就不能见光了。”

　　经健身圈教练推荐，中国新闻闻周刊以“健身房想转让”为由，联系上了一名从事“安全闭店”的人，对方直接询问“多少债”。

　　当中国新闻周刊随后报出60万的债务后，对方告知将按照债务的15%进行收费。费用到账后，将帮助提供法人变更、债务股份转让等服务，并承诺有专业律师指导，安全无忧。

　　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泓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析了“安全闭店”的逻辑和步骤，他总结为：两次跑路，两次收割。

　　“一般情况下，健身房前任老板（法人、股东）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不想再继续经营，购买‘安全闭店’服务，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人或团队来操作转让，会安排签合同，规定好股份债务的变更，更换一名‘新法人’。一般来说，更换法人股东都是不良商家‘跑路’较为常见的套路，消费者往往不能及时关注到，难以察觉。

　　这个环节，前任老板成功跑路，“安全闭店”人士按债务百分比收取一定服务费，“收割”前任老板一笔钱。

　　“从过往大量其他领域的判罚、仲裁案例看，‘新法人’很可能会是一个来自偏远地区，身份泄露，名下也没什么财产的人，或许也无惧当‘老赖’，被限制高消费。”李泓轩指出：“‘新法人’，基本也只是个提线木偶，身在暗处的‘安全闭店’接盘方，会佯装正常经营，大多至少做一轮促销预售办卡，再闭店。”

　　再后来，健身房“关张”，接盘方普遍会公告经营不善，向法院申请破产，让会员走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权。“此刻，受损的消费者即便追债，也已经无法追到前任老板身上，因为债务已经转让给‘新法人’。而‘新法人’那样的身份，消费者自然也很难追到什么赔偿。再往后，如果追债旷日持久，很多人会选择放弃……”

　　李泓轩认为，如果负债经营的健身房老板主观上想“跑路”，并真的购买“安全闭店”服务更换法人，至少存在恶意躲避债务的行为。“从全部行为‘链路’来看，前老板逃避债务属于债务纠纷，确实也不涉及刑事犯罪，但如果更换法人的过程中有利益输送的行为，某种程度上也涉嫌触犯《刑法》中的‘妨害清算罪’，而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接盘方操控‘新法人’继续做预售，则涉嫌‘合同罪’。”

　　至于“安全闭店”人士为何拒绝做北京的“业务”，健身房资深管理者、极练体育的吴承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，可能与近期北京出台了较为严格的政策有关。

　　吴承翰介绍，今年4月18日，北京市体育局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联合多部门印发了《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是健身领域内公认的“最严格监管细则”。

　　该《实施细则》明确了预收金存管制度，并规定，销售3个月及以内的预售卡，应将预收资金的40%作为存管资金，3个月至1年的卡，需要预存80%，超过1年预存100%，期限内服务完成后，存管资金才会于2-5个工作日打进经营者账户。经营者需要在细则发布的90天内，落实存管账户。

　　“只能分析推测，这些个做‘安全闭店’的人，可能对北京的新政有忌惮。如果做‘安全闭店’的人安排一个‘新法人’接盘后不搞促销很快闭店，就只能从前任老板挣到一笔钱。但若要再去‘割’一波消费者，就需要再坚持营业一段时间，做至少一次预售再闭店。按现在的要求，可能会有消费者要求钱先打进存管账户。那样的话，存管账户中一定比例的钱不会第一时间拿到手，也不排除会节外生枝进而暴露。”吴承翰表示。

　　有部分健身房运营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，过往的确有健身房老板因涉嫌合同被抓去坐牢的案例。

　　郑州零距离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成立，股东刘某岑、郑州豫成百事通公司，2018年4月28日股东变更为刘某岑，2018年5月30日股东变更为张某。

　　被告人刘某岑以投资建设“零距离健身俱乐部”为名，招募营销团队向不特定被害人预售健身卡，与被害人签订健身服务入会协议，并收取被害人健身卡预售款。在收取大量预售款后仅将少部分用于健身房的建设，并通过虚假转让给他人的方式，将收取被害人的钱款据为己有。最终法院以合同罪，判处被告人刘某岑有期徒刑11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；责令被告人刘某退赔涉案赃款146万，依法发还被害人。

　　对于这个案例，李泓轩看过后表示：“判决书中的被告人确实有虚假转让情节，但系自主商议，并没有‘安全闭店’的中间人牵线的作为。”

　　此后，中国新闻周刊多番搜寻中国裁判文书网，以“健身”为关键词搜索，并筛选刑事案件，并未看到有涉及“安全闭店”第三方牵线的相关案例。

　　“现实中（相关判罚）应该也是有的，但印象中确实不多见。一方面，由于‘沉没成本’高，健身房关闭后，消费者们虽然集体损失大，但均摊到每个人头上或许不算特别惨重，导致大家集体走司法程序的意愿普遍不强。另一方面，由‘中间人’操作更换法人的案件如要定性，需要动机、行为、证据链方方面面都很吻合、严谨，由公安机关认定才可以。”李泓轩表示。

　　此后，经过多方找寻，来自东部某城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，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一宗其经手的不公开案件。

　　“数年前，本市有一家医美机构倒闭，有一些受害消费者找我咨询，其中有演员，还有准备从事艺术的未成年人及其亲属。追责的客户损失金额共计超过200万元，有个别客户个人的损失相对较大一些，超过10万元。因该案涉未成年人及其隐私，所以不公开审理。”

　　“我们前期了解，发现这家机构也是倒闭前先更换了法人，后做了一次预售。从客户提供的证言和种种迹象判断，前任老板也是经营失败后，不想戴‘老赖’的帽子并跑路，新任法人经查是一位偏远地区的老者，大概率不会是其主动接盘。当时我自己也认为，这案子与众多健身房、教培机构跑路没什么不同，很难转为刑事，证据很难找。”

　　“但是，有部分客户对于追责的态度相当坚定。幸运的是，其中一位客户是靠自己的努力探索，获得了部分前任老板和提供‘闭店服务’中间人之间，利益往来的线索和证据。”

　　“得到这个线索证据后，我让这位客户报案，公关机关初步判断前任老板涉嫌虚假转让，新法人接盘后直至倒闭前，接盘方的预售行为有嫌疑。最终，前任老板被抓获，相关部门又顺藤摸瓜，抓到了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中间人及若干团伙。”

　　“后面案件转至检察院，定性为刑事案件，经证据汇总，最终前任老板，中间人及其团伙都被判刑了。”该律师介绍：“由于前任老板只想尽快脱手换人背债，没有进一步的预售行为，量刑为3年；而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中间人及其团伙操控法人，因接手后又做了一次预售最终被重判超过10年。那个被‘安排’担任法人的偏远地区老者，后经查实其身份证很早以前被盗用用以开公司，其本人并未有实控行为，既未参与也不知情，不认识各方当事人。公诉方先是予以起诉，后又依法走流程对其撤诉。”

　　李泓轩补充道：“因为的定性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虚构事实、隐瞒的前提下骗取财物。所以，假如接盘方做得很‘扎实’，即从表面上看，其实就是经营不善导致的，就很难认定以‘非法占有’为目的。例如接盘方如果对外宣称：将继续经营一年，扩大经营规模，结果很快关门，那就是比较明确的虚构事实隐瞒，但如果接盘方只是用‘月底大促，年底大促’这样的字眼，虚构事实隐瞒的行为认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。”

　　“以及，确实真有一些商家，客观上是在促销，想好好经营，但是收了钱之后，却遇到不可抗力或者突发状况导致不能经营了。它的种种表现，其实和从事‘安全闭店’的接盘方是一样的，只是没有跑路而已，那是不是也得把他定成呢？确实是有一定争议。”